“ 在匯豐控股股東大會即將召開之際，大股東平安資管發布聲明，提出戰略重組方案。此前關于分拆匯豐亞洲業務并在港單獨上市的呼聲不斷，但是匯豐管理層對此不予認可。”

關于分拆匯豐控股的爭論再度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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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將于5月5日在英國召開年度股東大會，屆時，會上將投票表決由部分股東提出的分拆亞洲業務并將股息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的議案。

匯豐控股董事長杜嘉祺（Mark Tucker）此前明確表態反對分拆，稱分拆亞洲業務將對股東價值造成重大損害，包括使他們的股息面臨風險。而匯豐大股東平安資管表示原則上支持這兩項議案，希望匯豐以開放的態度聽取、研究股東意見。

平安資管首提戰略重組方案

近年來，不少中小股東向匯豐管理層建議，要求分拆匯豐亞洲業務在香港注冊總部并獨立上市。

4月18日晚間，平安資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黃勇發表了《平安資管公司關于匯豐控股的原則和立場》的聲明，針對當前市場上關于平安與匯豐控股的關系以及平安對匯豐的看法進行了回應。

聲明表示，自2015年起，平安資管逐步增持匯豐，成為匯豐的長期投資者。投資初期，匯豐的業績表現樂觀，然而，隨著匯豐經營業績惡化、表現顯著落后合理同業對標組、對股息政策進行破壞性調整、市值持續下滑、對全球商業模式挑戰反應遲緩，平安資管日益感到擔憂。

聲明中說：“過去兩年，平安資管向匯豐管理層分享了許多結構性建議，包括匯豐亞洲業務在香港上市、整合亞洲業務等。盡管與匯豐分享了多項建議，但我們對匯豐管理層對所有解決方案一貫的封閉態度極其失望。”

在聲明中，平安建議匯豐從原來的分拆方案(spin-off)調整為戰略重組方案（strategic restructuring)。“戰略重組方案完全可以解決匯豐的顧慮，包括但不限于環球價值、運營成本、法律障礙等問題。“

“為從根本上提升匯豐的市場競爭力，助其改善業績、提升價值、把握亞洲增長機遇，匯豐有必要推動結構性的戰略重組改革。”

不過，平安資管在聲明里指出，“盡管我們提出多項建議，匯豐管理層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和清晰的解釋，對此我們表示失望。我們認為，盡管我們不斷提出開放交流的請求，其他股東也提出了類似要求，匯豐團隊及其指定的付費外部顧問，對審查任何結構性重組方案都保持先入為主的成見。匯豐拒絕參與有關方案的討論，僅與我們分享了評估結論。匯豐管理層只是簡單表示‘結構性重組的提議將對價值產生重大破壞性影響’，闡述了一系列不能接受該提議的理由，基本不承認提議的任何優勢。”

匯豐控股發言人對外則表示，“不認同這些結構重組方案能為股東帶來更大價值”，“深信集團目前的策略是最迅速、最穩妥、最能夠提升股東回報的方式”。

平安資管提五項“擔憂”

數據顯示，匯豐控股2022財年全年凈利148.22億美元，同比增長17.57%。

盡管匯豐2022年業績有所改善，平安資管仍對以下五個方面深感擔憂：

第一，匯豐絕對業績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加息周期，然而加息已逐步見頂。據2022年匯豐年報顯示，其營業收入同比提升4%，完全是受與加息掛鉤的凈息差增長所致，凈利息收入增長了23%，但平均生息資產同比下降0.3%。實際上，匯豐2022年的非息收入同比下降了17%。

第二，盡管絕對業績有所改善，匯豐控股和匯豐亞洲業績仍大幅落后同業。2022年，匯豐的主要業績指標大幅落后全球同業。據年報顯示，匯豐2022年的RoTE為9.9%，低于全球同業對標組12.5%的平均值；其成本收入比高達64.4%，高于全球同業對標組55.2%的平均值；其收入同比提升4.4%，低于全球同業對標組9.2%的平均值。匯豐亞洲與同業的差距更加顯著，2022年，匯豐亞洲業務的RoTE僅為10.5%，遜于亞洲同業對標組13.8%的平均值。匯豐在亞洲的表現相對較差，主要受到成本收入比偏高（匯豐亞洲為54%，亞洲同業平均值僅為38%）、凈息差較低（凈息差受該行收益較低、規模相對較大的銀行同業資產所拖累，匯豐亞洲同業銀行資產高達14%，亞洲同業僅為7%）的負面影響。

第三，匯豐管理層設定的RoTE及成本目標不夠充分。匯豐管理層設定的RoTE目標，只需要自2023年起達成超過12%，但同業已在兩年前且利率環境不那么有利的情況下就已超過該水平（同業平均值為12.8%）。此外，由于匯豐在集團和亞洲層面的成本收入比偏高，疊加看似較高的集團總部費用（2021年，總部費用占總收入的3%，同業僅為占1%。2022年匯豐未披露相關數據）和過量員工總數（當前，匯豐全職員工總數達219,199名。

此前，管理層原定2022年僅保留20萬名全職員工，隨后放棄了該目標），匯豐希望將2023年經調整后的成本目標，在305億美元的基礎上增加約3%的理由似乎不夠充分。此外，匯豐管理層也沒有解決部分市場因規模較小、處于邊緣市場地位導致的結構性成本偏高問題，以成本收入比為例，新加坡業務高達88%（據2021年數據）、中國內地業務高達68%、美國業務高達84%、歐洲非“圍欄”銀行業務高達113%。

第四，匯豐管理層未能從根本上解決關鍵業務模式面臨的挑戰。包括本地化能力偏弱、成本基數過高、資本效率低下、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等。

第五，匯豐將匯豐亞洲的分紅與所需資本，用以支持回報相對較低的非亞洲業務。過去三年，匯豐亞洲累計向集團上繳了61%的利潤，向集團發放分紅達160億美金，相當于集團同期向股東派發股息總額的1.1倍以上。實際上，匯豐亞洲一直持續補貼回報相對較低的非亞洲業務，這些業務在過去三年占據了集團整體風險加權資產的一半以上，但只貢獻了14%的利潤。雖然匯豐已退出部分非核心業務，但退出規模很小（僅占風險加權資產的4.7%），其余非亞洲業務風險加權資產仍高達51%，但回報僅為亞洲業務的四分之一（非亞洲業務的稅前風險加權資產回報率僅為0.9%，亞洲業務為3.4%）。

在聲明中，平安資管重申了兩大原則：第一，匯豐仍是總部在亞洲的上市銀行的控股股東，以維持全球業務線的協同效應；第二，不同方案都將為匯豐股東帶來巨大收益，包括釋放價值、減少資本要求、提升長期效率、緩解地緣政治風險和重新定位競爭局勢。

平安資管認為，如果經過戰略重組，“新匯豐亞洲業務”有機會快速成長為盈利能力最強的企業，擁有強勁的股東回報。

2015年以來平安資管逐步增持匯豐并成為其長期投資者。2020年港交所披露信息顯示，平安資管增持匯豐控股比例增加至8%，超越貝萊德的7.14%，成為匯豐控股第一大股東。匯豐控股目前市值為1.13萬億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