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商業經濟中的股東們認識到不能呼吸，財富將沒有用處，那么他們將制定出規則，顧及到保持呼吸的空氣清新的同時，獲得財務收益。”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埃米·多米尼（AmyDomini）

2021年，統計已披露證券監管類行政處罰案件合計285宗，年度內四個季度的證券監管類行政處罰案件分別為37宗、70宗、65宗、113宗，涉及上市公司數量分別為37家、72家、67家、113家，涉及行政處罰當事人數量分別為136人、254人、218人、376人。

此外，2021年A股還發生多宗最大罰單，如北八道共收60億“天價罰單”及資不抵債破產、康美藥業5名獨董被判賠近3億、公牛集團因違反反壟斷法被罰2.95億元、露天煤業子公司因違規占用土地被罰約1億元、宋都股份實控人因內幕交易被罰沒1.47億等等。

A股上市公司代表了中國企業的形象。每一樁監管決定書、處罰決定書的背后，本質上都來自上市公司自身的行為結果。

監管制度每年不斷升級、出新，仍無法遏制部分上市公司的違法違規行為，市場需要一個既有制度屬性，又具有市場監督的最佳工具。

ESG標準、ESG報告、ESG指數評級、ESG市場監督的出現，使得企業除了繼續創造經濟價值外，在商業決策中將同時考慮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區）的利益訴求。由此，企業的經常性經營，不再以財務表現為唯一目標，而是以戰略投資、風險管控、加強治理為三大核心，真正實現企業公民的責任和義務，借此拉開了A股乃至中國企業邁向“文明型公司”進程的序幕。

■策劃/來源 | 經理人傳媒旗下《經理人》雜志

■研究人/左秦 蔣秋霞 鐘冬全 顏月靈

“停止令人發指的虛假ESG評級！”

“ESG評級毫無意義！”

“ESG評級是魔鬼的化身，若不加以改進，就應該取消。”

由于特斯拉被標普500ESG指數①剔除，一怒之下，特斯拉CEO馬斯克在5月份兩次“炮轟”ESG。

所謂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縮寫，是一種關注企業環境、社會關系、治理績效，而非只重視財務結果的投資理念和企業評價標準。

關于ESG標準存在的意義，借用社會責任投資（SRI）理念的領導者和創始人埃米·多米尼（AmyDomini）的說法：“ESG投資將會掀起繼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Graham）②的價值投資和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之后的‘第三波變革浪潮’。”

1978年，埃米·多米尼曾是一名華爾街股票經紀人，作為格雷厄姆“價值投資”理論的信徒，她發現一些財務表現出眾的公司，背后卻在發生污染環境、雇傭童工、欺騙公眾等惡劣行為。對此，她陷入了沉思：如果明知道這些公司存在這樣的真相，還繼續向投資者推薦這些公司的股票，是否違背良知？投資者了解真相后，是否還會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

埃米·多米尼決定放棄股票經紀人職業，轉而用一生的時間去修正“價值投資”理論，讓投資者變得更聰明。

埃米·多米尼后來在其出版的著作《社會責任投資：創造財富改變世界》中，她這樣形容當時做出抉擇的瞬間，“我開始意識到多數社會責任投資者有類似的經歷，有一種價值觀與你自己乃至你的價值體系更為吻合，你不需要那種完美的一致性——但，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每一步，都比從不邁出一步感覺更好。”

現在，埃米·多米尼已經成為全球社會責任投資領域的重要人物，她親手創辦了多米尼社會責任投資公司（DominiSocialInvertment），發起多米尼社會權益基金（DominiSocialEquityFund，共同基金）和多米尼400社會責任指數（Domini400SocialIndex）。

從僅僅關注公司的財務表現，到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一直發展到如今的ESG標準，可以說，埃米·多米尼對于價值投資的推動，就像歐幾里得之于幾何學、達爾文之于生物進化論一樣重要。

今天，如果在一個國家、一個區域市場內，已經實施了ESG標準政令，那么政令指向的對象——企業，如果在ESG方面表現欠佳，不僅會使得投資者望而卻步，而且還會影響自己的聲譽、市值。

2019年8月，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Roundtable）在華盛頓發布了由181家美國公司首席執行官共同簽署的《關于公司宗旨的聲明（StatementonthePurposeofaCorporation）》。簽署者承諾，除了帶領公司繼續創造經濟價值外，在商業決策中將同時考慮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區）的利益訴求。

該聲明的出現，代表著傳統商業價值觀中“股東利益至上”的原則，轉向了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價值。商業圓桌會議為ESG作為公司戰略投資、風險管控、加強治理在市場中的應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此，納入ESG標準及標的公司所獲相關的ESG評級，已是全球投資選擇的基礎。

在馬斯克“炮轟”ESG時，特意將特斯拉和埃克森美孚公司做了比較，認為一家傳統油氣業公司ESG的評分能進入前十名，而作為生產電動汽車的特斯拉竟然名落孫山，顯然，“ESG是一個騙局”。

事實真是如此嗎？

首先，標普500ESG指數是什么。該指數是基于廣泛的市值加權指數，旨在衡量符合可持續發展標準的證券表現，同時保持與標普500指數類似的整體行業組的權重。

其次，標普500ESG指數評級范圍。ESG所囊括的不僅有環境，還有社會和企業治理。

最后，看特斯拉和標普500ESG指數的“沖突點”。特斯拉被標普500ESG指數剔除的原因，并不在環境問題，而是社會和企業治理問題：

根據TeslaDeaths官網數據，自2013年4月2日至2022年5月11日，在全球范圍內，特斯拉汽車共發生致死事故219起，共有261人在事故中喪生。

2021年10月，特斯拉一名黑人電梯操作員在加州佛利蒙工廠工作當中持續遭遇種族歧視，其投訴卻被公司無視，因此美國舊金山陪審團裁定特斯拉賠付1500萬美元。另外，有數百名員工投訴道，黑人工人在薪酬、工作分配和晉升上都遭受了歧視，工作環境充滿敵意。

特斯拉被標普500ESG指數剔除的事件，對當今全球企業，特別是中國企業而言，都值得反思：出于投資安全、信任，以及市場監管的需要，通過ESG標準維度轉換為指數形式，形成了一種全新的“ESG投資概念”——即，投資者今后將根據公共的ESG指數評級，以評估投資對象，并決策每一筆投資。

那么，在中國資本市場，ESG指數評級情況又是如何呢？

“ESG生態圈”的存在模型

中國ESG的理念、標準、監管及市場的發展，深受全球ESG的發展影響。

正式的ESG理念，由聯合國于2004年提出，其后在各國際組織的推動下，ESG理念通過實踐走向標準化、國際化、體系化、全面化，并發展成投資的“新規則”。

2006年，聯合國成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提出ESG投資需要遵守的六項基本投資原則：

一、將ESG融入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

二、將ESG融入資產所有權政策和實踐；

三、適當披露所投資對象的ESG相關信息；

四、促進投資界共同行動；

五、推動共同提高實施成效；

六、報告實施活動和進展。

以上的具體原則又擴展為包括細化的操作指導，分別涉及政策制定、制度發展、程序履行、工具支持、績效考核、信息披露、合作機制、經驗推廣等。加入此倡議的機構，必須按這一框架每年提交報告，披露其開展ESG投資的情況。截至2020年底，60多個國家的4000多家機構簽署了此倡議，涉及的資產總額逾120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資產的1/3。

兩年后，高盛推出可持續權益資產組合，而瑞銀、貝萊德、匯豐、安聯隨后也開展了ESG投資實踐。

2009年，UNCTAD（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PRI（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EPFI（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聯合發起了UNSSE（UNSustainableStockExchangeInitiative；聯合國可持續證券交易所倡議），協助簽署證券交易所編制發布的ESG報告。

2015年，UNSSE推出證券交易所自愿工具，用于指導發行人報告ESG相關問題。

2019年，世界銀行建立國家維度ESG數據平臺。

2020年，UNEP和PSI聯合發布全球保險業第一本ESG指南；歐盟委員會正式通過EUTaxonomy，促進歐洲市場ESG投資發展。

ESG信息披露，是ESG相關政策與評級的基礎依據，國際上已有許多國際組織、證券交易所、政府監管部門制定了較為成熟的ESG信息披露標準，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GRIStandards等，在國際上廣泛使用。

對比發達國家ESG信息披露情況，我國ESG信息披露還存在兩大不足：

第一、我國ESG信息披露標準尚不完善，在部分指標與內容上缺乏統一的標準，并未形成系統規范的制度體系，相關法律法規也有待完善。

第二、我國內地尚未出臺系統性的ESG信息披露規范，強制性披露要求較少。

客觀而言，與國外相比，我國ESG發展起步較晚，目前仍處發展初期，但隨著國內各領域對ESG的關注和接受程度的提高，國內ESG發展也正在提速。

和發達國家的ESG發展模式類似，中國ESG環境中也有一個“ESG生態圈”——這其中包括ESG的引導者、ESG實踐者、ESG評價體系完善者、ESG投資者、ESG信息渠道者、ESG報告服務咨詢者等等。

ESG的引導者包括政府制定政策，以及證券交易所制定規則等，而ESG實踐者主要就是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要主動發布ESG報告。至于ESG評價體系完善者主要是指ESG評級機構，而ESG投資則是投資機構或者個人投資者。相比，前四類ESG利益關系者，ESG信息渠道者提供了有關政策、ESG報告、ESG指數等等媒體信息中介服務，而ESG報告服務咨詢者則為上市公司提供有關ESG準則、標準等知識和撰寫服務。

“ESG生態圈”，因上市公司而生，又因上市公司而繁榮。在現階段，相比其他市場參與者，主要關注的是：ESG的引導者對ESG的推動、ESG實踐者對ESG的認知和行為、ESG評價體系完善者對ESG的作用力。

逐級加重ESG報告披露力度

中國ESG政策發展主要圍繞雙碳引領、綠債革新、信披制度、地方創新和國際接軌等五大核心而展開。重點關注其中的信披制度和國際接軌。

先看信披制度建設。相比往年，去年有關ESG信息披露政策明顯提速：2月，ESG內容正式納入《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5月，《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印發；6月，證監會印發上市公司財報及半財報格式與內容準則；8月，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金融行業標準《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

值得關注的是《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見稿）》，成稿文件已在今年4月正式發布，并于5月15日正式執行。《指引》中第七條“投資者關系管理中上市公司與投資者溝通的內容”中明確提出有關“公司的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的要求，而此項要求明確了上市公司必須向公眾溝通ESG情況的義務。

回顧來看，我國ESG政策法規體系的搭建自2007年開始，迄今已歷15年。重要節點如：

2007年4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布《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鼓勵企業自愿通過媒體、互聯網或企業年度環境報告的方式公開相關環境信息。

2008年2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發布《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促進上市公司，特別是重污染行業的上市公司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地披露相關環境信息。

2017年12月，證監會發布《第17號公告》和《第18號公告》，鼓勵公司結合行業特點，主動披露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工作情況；屬于環境保護部門公布的重點排污單位的公司或其重要子公司，應當根據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的規定披露主要環境信息。

2018年9月，證監會修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增加了利益相關者、環境保護與社會責任章節，規定了上市公司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有關部門要求披露環境信息、履行扶貧等社會責任以及公司治理相關信息。

2020年6月，證監會發布《首發業務若干問題解答（2020修訂）》，就環保問題的披露及核查要求、員工持股計劃、期權激勵計劃、持續經營能力等ESG相關問題完善解答。

2022年2月18日，在對《關于推進制度開放，加快完善中國責任投資信息披露標準及評價體系的提案》答復中，證監會明確表示，下一步將深入落實新發展理念，持續優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斷完善上市公司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有關要求，引導上市公司在追求自身經濟效益、保護股東利益的同時，更加重視對利益相關者、社會、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等方面的貢獻。

從有關ESG政策體系搭建的歷史過程來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報告的“信號”越來越強烈，不排除會在今后3年內從鼓勵“自愿披露ESG報告”，到最終“強制要求披露ESG報告”的可能。

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強制要求”披露ESG報告，在一些發達國家中早已落實。

根據聯合國可持續證券交易所倡議（UNSSE）統計數據，全球已有26家證券交易所強制要求披露ESG信息，其中包括中國香港聯合交易所（以下簡稱“港交所”）。

歐盟早在2014年就已經發布《歐盟非財務信息披露指令》，要求歐盟成員國必須在兩年內制定對應法律，進一步細化對一定規模以上企業披露非財務信息和多元化信息的規定。

截至2017年11月，歐盟28個成員國按照指令完成了相關立法工作。如，英國在2016年制定并發布了《公司、合伙企業和集團（會計和非財務報告）條例2016》：德國在2017年制定并發布了《關于加強公司非財務報告的法律和集團管理報告（CSR指令實施法）》。

港交所在2015年發布第一次修訂后的《ESG報告指引》中，要求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不遵守須解釋。

在港交所監管制度要求下，內地赴港的上市公司均發布了ESG報告。如，老牌上市公司國美電器于2017年開始，每年發布ESG報告；而于今年5月28日登陸港股的京東物流，2天后即披露了公司ESG報告。

為了推動上市公司發布ESG報告，滬深兩地交易所的動作力度也已經加大。

今年1月7日，兩地交易所各自更新了《上市規則（2022年修訂）》，并新增了社會責任披露的部分。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主板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文件中明確“深證100”樣本公司應當在年度報告披露的同時披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報告，并鼓勵其他有條件的上市公司披露社會責任報告。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規范運作》中也提到了相應內容，并且還提到了上市公司可以在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每股社會貢獻值，即在公司為股東創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礎上，增加公司年內為國家創造的稅收、向員工支付的工資、向銀行等債權人給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對外捐贈額等為其他利益相關者創造的價值額，并扣除公司因環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會成本，計算形成的公司為社會創造的每股增值額。

上交所還提到在上交所上市的“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樣本公司、境內外同時上市的公司及金融類公司，應當在年度報告披露的同時披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報告，鼓勵其他有條件的上市公司，在年度報告披露的同時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等非財務報告。

此外，上交所向科創板公司單獨發布了《關于做好科創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披露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到，科創板公司應當在年度報告中披露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相關信息，并視情況單獨編制和披露ESG報告、社會責任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環境責任報告等文件。

其中，科創50指數成份公司應當在本次財報披露的同時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已披露ESG報告的，可免于單獨披露社會責任報告。披露ESG報告或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應當在報告中重點披露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行動情況。

在監管、政策的推動下，中國的ESG發展終將和國際完全形成接軌。

發布“第二份財報”的顧慮

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已歷三十多年，隨著注冊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

截至2021年12月31日，A股上市公司數量從1991年開市時期的13家，目前已增至4682家，上市公司總市值規模達96.53萬億元，較2020年年底和2019年底分別增長了13.96%和50.78%，因此，A股資本市場規模已穩居全球第二。

截至2021年底，主板、創業板、科創板、北交所上市公司數量分別為3133家、1090家、377家、82家。各板塊功能定位明確，層層遞進，錯位發展，形成了以主板、創業板、科創板、北交所、新三板及區域性股權市場等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A股上市公司，對ESG標準化的認知、執行、表現，將影響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的整體發展生態。

援引中國ESG研究院理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ESG發展報告2021》調查，發布ESG相關的獨立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數量逐年增加，2021年達1130家（數據基礎為A股2020年財報），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26.9%，但2021年只有66家企業發布純粹的ESG報告，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1.57%左右。

問題是：何謂“ESG相關的獨立報告”，又何謂“純粹的ESG報告”？

ESG相關的獨立報告，包括四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為S報告（社會責任）；

第二種模式為E報告（環境保護）；

第三種模式為E+S報告（含社會責任、環境保護）；

第四種模式為完整的ESG報告（環境保護、社會、公司治理）。

從以上四種模式來看，一份完整的ESG之所為被稱為上市公司的“第二份財報”，是因為只有完整的ESG報告，才能較全面展示出公司運營系統性全貌。

從主觀意愿角度，為什么A股上市公司發布“純粹的ESG報告數量如此之低呢？除了監管要求尚沒有進入“強制性階段”原因之外，存在三個原因：

其一、大部分A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對ESG缺乏認知。

其二、在相關監管要求之下，盡管有上市公司發布了報告，但采取了選擇性行為，比如僅選擇S或E或E+S領域。

其三、相比財報，ESG報告需要上市公司更加如實、更加詳細披露公司運營和管理、績效的所有情況。對此，很多上市公司仍處于“思想糾結”狀態。

其四、上市公司現有的組織內部，缺乏對ESG概念、知識、工具、標準、撰寫等能力，更沒有為之成立相關的組織機構以及投入準備。

其五、公示ESG報告的意義，超出了報告的本身。ESG報告來自公司真實的經營行為，而對照相關外部評級機構的ESG指數評級維度，上市公司需要進行深度調整原有的管理體系，甚至面臨一場內部的“流血改革”。

基于監管、政策及以上五大原因，只有少數上市公司才有信心和能力發布“純粹的ESG報告”。然而，從提升上市公司質量角度，ESG的出現，無疑是一個驅動力，無論是市場監督，還是上市公司，按照相關ESG標準，都是利大于弊。

ESG評級取決于企業行為

再以特斯拉為例。

事實上，在被標普500ESG指數剔除之前，特斯拉發布過一份基于2021年度的長達144頁類ESG報告。通過報告，特斯拉表示，公司有四項成果：成為應屆工程師最歡迎的公司、極低的車型生命周期使用成本、極高的制造效率和極低的污染率、極完善的電池回收再利用機制。

按照馬斯克的理解，特斯拉理應或者至少仍留在標普500ESG指數內，但為什么會被剔除呢？

因為，各ESG指數評級不會僅僅將標的公司的ESG報告作為唯一的基礎評級依據，而是有自己一套既定的評級體系。事實上，ESG指數評級是除監管之外的“第二權力”。

那么，“第二權力”加注在上市公司身上的ESG指數評級，具體怎么實現的？以美國穆迪（Moody"sCorp.）和國內的商道融綠為例：

穆迪對被評級主體進行IPS（InformationProcessingSystem；信息管理）評估，對環境、社會、治理每一項都會進行打分，分為1至5級，分數越高對公司負面影響越強。如，將E-IPS、S-IPS、G-IPS三項分數同其他的信用評價項目指標一同輸入信評體系，輸出穆迪ESG信用影響分數CIS。而CIS綜合考慮E/S/G因素，來反映公司ESG整體表現對其信用質量的影響的強弱程度。

穆迪對ESG三項的IPS不僅均劃分了兩個模塊，而且細分到多達28個權重維度：

如在E-IPS項內，劃出了直接環境風險和環境監管風險；在S-IPS項和G-IPS項內均劃出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如在S-IPS項的公共部門內，有人口、勞動于收入、教育、住房、健康于安全、基礎服務的可得性等。

通過以上維度和權重，對上市公司進行周期性打出ESG分數。

再看國內的商道融綠。商道融綠是中國責任投資論壇（ChinaSIF）發起機構，2015年推出自主研發的ESG評級體系，并建立了中國最早的上市公司數據庫。

商道融綠ESG評級覆蓋700個數據點，近200個ESG指標的14個ESG核心議題表現進行評估，重點關注企業的管理水平和風險暴露，計算每家公司的ESG得分及ESG評級。

和穆迪相比，商道融綠的ESG指數評級體系的搭建，在數據和基本邏輯具有相似性，但在設計評級維度權重項上，則更體現了現階段中國市場、中國企業的特點。因此，盡管維度相對簡潔，但具有一定的現實匹配度。

從中外評級機構的ESG指數評級體系邏輯角度，均遵從于兩個原則——更寬的調查維度和尊重客觀數據事實，以此評估上市公司ESG的綜合表現。因此，從這一角度，ESG指數評級具有一定的作用力和可信度。

以龍韻股份（603729.SH）和海爾智家（600690.SH）作案例分析：

關于龍韻股份。通過新浪財經APP平臺查詢，有7家ESG指數評級機構未將龍韻股份納入評級范圍，僅有商道融綠、秩鼎給出了評級，但是前者僅給出了“B-”級（2022Q1），后者更是給出了44.89CCC級（2022Q2）的最低評級。

國內各ESG指數評級主要為A、B、C、D等四個級別，有些機構還會在每個級別上再進一步擴展，比如A級中再分四個層級，依次為A-、A、AA、AAA等。

根據龍韻股份所得的ESG指數評級來看，非常不理想。其中秩鼎給出的CCC級別中，包括了E總評41.18CCC、S總評28.29C、G總評59.69BBB等三個結構組合。

為什么在ESG指數評級中，龍韻股份表現得如此差強人意？

首先，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龍韻股份在有關ESG上有所投入，也未發布過ESG報告，因此出現了7家機構只能以“N/A（空）”表示。

其次，龍韻股份在經營過程中，發生過多起被監管的事件。如，2018年9月26日，公司被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具監管工作函；2019年11月27日，公司被上海證監局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2020年7月14日，公司被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具有關控股股東暨實際控制人及有關責任人予以通報批評的決定等。

關于海爾智家。通過新浪財經APP平臺查詢，僅1家機構未給出分值，有8家均給出分值，其中打出最高分值的機構是秩鼎，為76.31AA級（2022Q2），但是也有6家機構給出了B級。

秩鼎給海爾智家的ESG指數評級，和中證③指數給出的分值比較接近，后者評級為AAA級。

那么，為什么機構的評級差異這么大？

這就涉及兩大問題：其一、各ESG指數評級權重維度和側重不同；其二、各ESG指數評級中的基礎數據、資料的來源是否充裕。

關于各ESG指數評級的差異，在全球都存在。由于國別地區的差異、評級和指標體系的差異、基礎數據的差異，各評級機構給出的評級結果，常常會存在差異——但是，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嚴重。

援引灼鼎咨詢比對國際、國內評級機構的結果，發現：美國的穆迪和標普兩家權威機構的評級相關性接近1，而中國的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商道融綠、華政指數、富時羅素等四家機構的評級相關性（針對滬深300公司的ESG評級）僅為0.33。

因此，國內ESG指數評級的準確性、有效性、可信度方面，有待進一步完善。

相比各ESG指數評級體系而言，其實從源頭來看，問題是在所需的基礎數據、資料資源。

仍以商道融綠為例，這家機構的基礎數據主要為“700+”點陣，如披露數據、監管數據、媒體數據、宏觀數據、地理數據、衛星數據等，通過將這些海量的數據，轉入計算機系統并對標各ESG指標，其后進入進一步梳理、分析，進入實質性模型、評級得分、最終評級等漏斗式流程。

從流程源看，在整個漏斗式流程過程中，底層數據決定、影響了最終結果。然而，在底層數據中——披露數據、監管數據、媒體數據等三大數據，卻是重中之重。

所謂的披露數據，實際就是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如財報、公告以及ESG范圍的各類報告。但是，大部分上市公司為披露ESG報告，也未在財報或者其他公告中詳細涉及有關ESG的內容，因為這就造成了ESG獲取資料方面的缺失，或者信息不全。

而關于監管數據，比較容易獲得，就是通過交易所、證監會、環保監管等等搜尋相關上市公司的信息，如有處罰、警告之類的信息，則進入監管數據庫。

此外，商道融綠的媒體數據方面主要是兩方面，第一、上市公司就有關的ESG行為、報告進行軟文形式的宣傳情況；第二、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新聞、研究報道情況等。通過對這些媒體市場上的信息抓取后，匯入底層的媒體數據庫。

對比商道融綠，中證有關300ESG指數評級的底層數據來源也是“包括企業財報、季報和不定期報告、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及其他企業披露的信息；產業規劃、認證、處罰、監管評價等政府機構發布的公開信息；新聞輿論、事件調查等權威媒體發布的信息”。中證還特別強調“當企業發生重大環境污染、重大危害公共安全及重大財務造假等嚴重ESG爭議性事件時，中證指數有限公司對中證ESG評價結果進行及時更新”。

因此，ESG底層數據的核心，其實都和上市公司對ESG報告的積極態度、經營行為、媒體關系等有關。

很多成熟的上市公司已經習慣了有關公司財報的一系列“運營流程”，但對于公司的“第二份財報——ESG報告”的“運營流程”并不清楚。那么，如何運營呢？

第一、請記住一個理念，ESG報告的地位等同于財報。

第二、公司必須設立ESG標準的組織機構。

第三、一份標準的ESG報告，需要借鑒四個維度：其一、遵照監管有關ESG報告指引；其二、參照通用的格式標準；其三、對標相關ESG指數評級的指標體系；其四、對標業內ESG報告標桿。

第四、和財報不同，ESG報告需要充分使用了圖、表、修飾等藝術設計手段。

第五、ESG報告發布后，需要通過新聞、軟文形式或主動、或傳播形式，占據媒體熱點。

據此，以海爾智家2021年度ESG報告為例，進行對標分析：

首先，海爾智家將ESG視為公司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的2021年，海爾智家賦予ESG更高的公司站位與戰略認知，在全球積極踐行ESG理念，成立了ESG委員會和ESG執行辦公室，以推進綠色發展、投入社會公益和促進公司治理能力。

其次，這份報告的內容框架、體系的設計，和相關ESG指數評級的指標體系非常相近。

再次，在長達88頁報告中，通過大量圖表穿插、結構空間、文圖適配等平面藝術手段，達到閱讀的賞心悅目效果。

最后，在官網、證券之星、同花順財經、中國商務等互聯網渠道上，公司對ESG報告采取了軟文、新聞等形式的推廣和傳播。

無疑，海爾智家的ESG報告范式及履行ESG行為，在A股上市公司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能夠和海爾智家一起共同維護中國企業的健康形象，并帶動更多的企業加入到ESG標準自律中來。

①標準普爾500指數英文簡寫為S&P500Index，由標準·普爾公司1957年開始編制，記錄美國500家上市公司的一個股票指數。該指數覆蓋的所有公司，均在美國主要交易所，如紐約證券交易所、Nasdaq交易的上市公司。與道瓊斯指數相比，標準普爾500指數包含的公司更多，因此風險更為分散，能夠反映更廣泛的市場變化。

②本杰明·格雷厄姆（1894?1976），證券分析師。他享有“華爾街教父”的美譽。代表作品有《證券分析》《聰明的投資者》等。

③中證指數有限公司（“中證指數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是由滬深證券交易所共同出資成立的金融市場指數提供商。目前，中證指數公司管理各類指數5000余條，覆蓋股票、債券、商品、指數期貨、基金等多個資產類別，指數體系覆蓋以滬港深市場為核心的全球16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已成為具有境內外影響力的指數供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