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愿意進廠當工人嗎?面對這個問題，很多年輕人直接給出了“不去”的答案。

來自勞動報的深度調查曾顯示，上海市不少制造企業存在較大崗位缺口，卻很難吸引到人。而與其相對應的，則是大量年輕人投身于外賣、快遞等靈活就業新業態中，甚至“引流”了不少原先從事制造業的年輕人。不僅如此，在一些“智造”企業中，情況也不容樂觀。普通工人在這些企業中的用工比例逐年下降，且高薪難覓與企業匹配度高的技能人才。

制造業招工難，早在21世紀初就出現“癥狀”。當時，珠三角的企業已經喊出“招人難”、“用工荒”的口號。但20年過去了，不僅“招工難”依然難，更是從珠三角蔓延至長三角，從東部沿海城市擴展到內地，從以往每年的春節假期成為常態化，從傳統制造企業升級至科技“智造”企業。

今天，工人去哪了?明天，誰還來當工人?這是工人之問，是制造業之問，更是國家發展之問。

今年兩會期間，這一連串扎心的“問號”刺痛了一線職工委員的心，這些大國工匠、勞模精英不得不承認，即便是他們所在的企業，現在想招人也越來越難。但在委員們看來，工人待遇低、天花板低、榮譽感不強等“痛點”并非是“死結”，關鍵在于各方合力，重塑工人榮光。

招不來留不住讓委員們心疼

“這兩年，你們企業一線工人好招嗎?”

帶著這個簡單的問題，記者分別找到了來自一線的職工委員王軍、洪剛和胡振球，沒想到三人一開始的回應居然令人意外的相同——那就是霎時的沉默。

“也沒那么好招了。”作為中國寶武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熱軋廠的技能專家，王軍有些無奈地表示，哪怕是“寶鋼”這一響當當的招牌，現在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也不大，“有一年要招300多人，結果才來了半數左右。”

“我們現在招的工人，上海本地戶籍的幾乎沒有，連長三角的都越來越少，為了能滿足企業所需，只能去中西部甚至偏遠地區招聘。”作為外高橋造船廠的第一批電焊工，這么多年來，洪剛始終沒有離開造船廠，也始終關注自己身邊工友的變化。但他也發現，愿意進廠干活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而來自上海神舟汽車節能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胡振球，同樣在為企業招聘和“留人”而感到“頭大”，“一方面，招技能熟練的技術人員特別難;另一方面，隨著新興產業的飛速發展，快遞、外賣、網約車門檻較低，眼前收入遠高于技能人才，所以企業千辛萬苦招來或培養的人才，時不時就會跳槽出去做快遞、跑外賣。”

制造業正在逐步喪失對就業者特別是年輕求職者的吸引力——這一現實，讓三位都是工人出身的政協委員感到非常心疼。

“沒有了基數，缺乏后備力量的培養，還談何中國制造?”王軍直白地指出，技能人才是支撐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推進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就是要盡快補齊人才總量不足的短板，才能著力提升產業工人隊伍素質。

提升工人收入關鍵事在人為

年輕人為啥不愿當工人?收入是無法繞過的“坎”。二三十年前，“去工廠打工”是內地無數青年的第一選擇，而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遞、送外賣，正在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優先職業選擇。服務業特別是新興行業所具備的“紅利”，相對而言更吸引年輕人。

“和我同期來到上海打工的朋友，現在仍然在廠里的只有我一個人了。”胡振球告訴記者，當初曾經在生產線上一起奮斗的伙伴，逐漸離開了工廠，而現在進廠的不少年輕人，也因為待遇問題而“心不定”，“我曾經非常看好的一位氬弧焊好手，無論如何勸說，最后還是辭職了。”

洪剛則表示，哪怕是船廠里仍然在崗的年輕職工，有相當一部分人也都“兼職”外賣或是網約車司機等，“他們用業余時間接單賺外快，提高自己的收入。”

在三位委員看來，不能因為年輕人的這一選擇而一味批評他們“背離”工廠，真正需要思考與解決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制造業工人的收入待遇。

“不少制造業企業處于產業鏈中低端，利潤水平普遍不高，工人工資的支付能力與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相比較弱。工人的薪酬直接與加班多少掛鉤。”胡振球表示，這種“依靠加班提高收入”的傳統模式，現在很難對年輕人有吸引力。

那么，解題的“鑰匙”在哪呢？

“關鍵在于‘賦能’。”王軍非常直接地指出，只有用技能提升來成就職工，讓人人都有出彩的機會，才能使“工人”這個稱號重新叫響，才能使得這股力量成為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成為打響“上海制造”品牌，推進先進制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核心。

有技者，價更高。去年12月1日，上海市人社局發布了企業技能人才市場工資價位。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技能人才平均工資為13.55萬元，比本市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多1.14萬元。高技能人才平均工資為17.07萬元，比全市平均工資多4.66萬元。

“制造業企業要愿意培養勞動者，而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勞動力。”王軍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不斷涌現，對新時代技能人才隊伍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人不再是體力勞動者，而應該能成為全方位、綜合型的人才，而這種人才也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高的效益。

曾幾何時，上海“八級工”寧當師傅不當廠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當“八級工”的收入甚至超過了管理人員，“有了這種示范效應，年輕人看到了希望，才會愿意進廠。”洪剛坦稱。

而在胡振球看來，企業也可以更有作為，應對技術水平高的一線工人，給予一定的崗位技能津貼，提高工資水平，在班組或車間建立技能人才工作室，讓他們成為一線工人的榜樣，把技能傳遞下去，培養更多的技能人才。

“就拿我們廠來說，吸引工人加入工作室，給你課題讓你攻關，成功就給予獎勵。”胡振球表示，對于不少一線職工來說，這種“真金白銀”更為實在，也倒逼其下功夫提升自我。

社會資源要予以必要傾斜

那么，如果因為經濟不景氣或者效益不佳，企業給不出技能人才高薪，那就眼睜睜看著工人流失嗎?

對此，三位一線職工委員均表示，緩解制造業缺工，不能把擔子全壓在企業身上，尤其在社會資源上要給予必要的傾斜，以此穩定一線勞動者隊伍，增強他們的職業尊崇度和社會認同度。

“安居方能樂業。”洪剛告訴記者，隨著近些年外來從業人員觀念的轉變，一個人出來打工轉變成拖家帶口，盡管企業千方百計想辦法，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部分個人住宿的要求，但解決不了無數個一家子的住宿難題，居住開銷成為一線職工必須面對的生活成本。

洪剛表示，以船廠所在的外高橋區域為例，如今一室一廳的租賃價格已在3000元左右，二室一廳的就要接近5000元，過去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為了節省開支，都選擇租住在行政村的私房。隨著行政村的數量減少和近幾年的違建整治，這部分的資源是越來越少。租賃市場管理也不夠規范，房東隨意漲房租現象較多，這也導致了部分職工的流失。

“減少了職工的住房成本，不也是相當于增加了其收入嗎?”洪剛指出，盡管當前上海大力發展公共租賃房建設，但是在不少產業園區，技能人才特別是制造業一線工人能夠享受的比例不高，大多都給了金融、科技、互聯網、生物醫藥等高端人才，“還是希望能夠增加住房供給，讓這些年輕人住得起房，定得下心。”

“技能人才不僅有薪資的需求，還有事業上升空間、企業創新氛圍、工作環境、子女就學等方面的需求，培養和留住技能人才對企業而言非常重要，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導。”胡振球也建議，要全面考慮工人的家庭和生活需求，首先要盡量幫助優秀人才解決住房問題，通過加大公租房供給、優先滿足技能人才住房需求，其次要幫助解決子女就學難題，在產業園區、企業聚集地周邊建立普惠性幼兒園、全日制中小學等，滿足從業人員子女入學需求。

(記者 羅菁)